香港的地區直選選舉模式，由1991年的雙議席雙票制，轉變為1995年的單議席單票制，至回歸後在1998年改為最大餘額法的比例代表制，改變的目的都很明顯，就是要不斷改變遊戲規則，以減低非建制派的勝算及增大建制派的勝算。為何最後採用了現制一直應用至今，是因為掌握著立法大權的建制派看到這方法是最能最大化他們利益的選舉方法。也即是說，這方法對建制派是最有利的，且因建制派越益懂得「玩」這選舉遊戲，令每屆非建制派所得的票及議席，都有減少的趨勢。
因此，非建制派要贏這遊戲，就不能只是跟著建制派所訂的遊戲規則玩，必須顛覆這些遊戲規則，不然只會給建制派把議席每屆一點點地蠶蝕掉，直至建制派的議席連在地區直選也超越非建制派，全面掌控立法會。
按現有的遊戲規則，在五個選區，一張參選名單只要得票比其他參選名單多，而得票數目排名又在選區議席數目之內，就可取得議席。這套遊戲規則鼓勵各政黨，尤其是小政黨分別出選，因他們即使總的支持度不高，但只要達到一個相對上低的百分比，就足以贏得議席。
由於香港選民大體可分為支持建制派和支持非建制派（泛民主派）兩個陣營，而要從對方陣營把選民贏過來是絕不容易，故在港式的比例代表制選舉下，其實只是同陣營的政黨之間的內部競爭。由於建制派有中聯辦在背後協調建制派各政黨，能把內部競爭減至最少，故即使在各區總得票比非建制派低近十五個百分比，卻可以取得多於比例應得的議席數目。再且，建制派擁有大量資源在各區「種票」，建制派及非建制派兩陣營之間的得票相差，每屆以近兩個百分比的速度在收窄中。這即是說，建制派有能力把參選名單的數目限制在最佳的數量，而又因得票比例在不斷增加中，故建制派在這選舉模式下是越益有利。如果非建制派在選舉上不做任何改變去應對這趨勢，建制派從地區直選取得的議席很快就可以越越非建制派。
反觀非建制派各政黨，一直以來，都是跌進了這套遊戲規則的陷阱而不自知。它們各自為政，只考慮自己政黨的利益，不做陣營內的內部協調，結果是每屆在每選區的參選名單都是有增無減，結果是內部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令每張參選名單的得票被攤薄了。若非建制派的總得票有增加或起碼能維持著，激烈的內部競爭還不是那麼致命，但由於非建制派要開拓新票源比建制派難，結局是在得票越益減少但參選名單越益增加的雙重打擊下，非建制派被現有的遊戲規則不斷壓制，很大可能最終會連地區直選的優勢也失掉，令建制派全面主導立法會。
要突破這困局，就必須顛覆這套遊戲規則，迫使掌權者不得不改變整套遊戲規則。的而且確，非建制派內的政黨，按他們的短期利益來說，不協調而是各自出隊參選是更有利的。只要自己能在選區內保著一定的支持度，勝過同陣營內的其他對手，就仍可保住自己的議席。但如要協調，就要按總得票率推算出最佳的參選名單數目，並以某種機制去分配參選名額。個別政黨不協調自行派隊參選，雖未必一定贏，但仍可在選舉中努力一試。但若經協調去分配有限的參選名額，如果連名額也爭不到，政黨可能連參選的機會也沒有。
不過他們卻看不到，協調參選卻可對個別非建制派的政黨及整個陣營帶來短、中、長期的利益。短期來說，非建制派若能透過協調並組成聯盟參選，那有可能把過去那些因不願見到非建制派內閧而放棄了非建制派的人爭取回來；也有可能因聯盟所做成聲勢，不單能保著與建制派之間的得票相差百分比，甚至有可能令得票有所增加。那必會使非建制派在2016年的選舉爭得更多議席。
中期來說，若配合得宜，非建制派或能奪得新一屆立法會一半議席，那麼各政黨都可以分得更多議席，也是說把餅做大了，大家自然可分得更多實質及政治資源了。再且，面對一個由非建制派佔一半的立法會，梁振英能連任的機會將大減。這同時可大大提升非建制派在體制內的政治力量，在應對或反對政府提出的個別政策或法案時，非建制派也就不只有拉布一招了。
長期來說，北京政府看到現有讓建制派可主導的選舉制度已被非建制派突破了，那她必須重新檢視與非建制派的關係及改革現有的選舉制度，這或成為政制邁向真普選的契機。政制民主化必然可為非建制派政黨在未來製造更大的發展空間。
要顛覆這套遊戲規則其實並非沒可能，只要非建制派各政黨能以更長遠的角度去計算利益及考慮問題，本著信任、合作、承諾及決心，是有望突破現有選舉規則所設下的陷阱。我們甚至可利用現有規則的弱點，反過來從中取利。
（刊於信報2016年03月05日）